法国大革命塑造了一个新的社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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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将1789年的大革命视作资本主义经济和工业社会发展的决定性阶段。这种说法很容易被证明站不住脚，因为在大革命期间整个法国的经济都停滞不前，而拿破仑上台后更是恢复了以土地权贵阶层为基础的等级社会。不过，虽然历史学家们在这些事实上几乎没有异议，但对于大革命给法国经济造成的冲击，他们意见不一。在该问题上，有人认为大革命是一场“国家灾难”，有人同样不认为革命的影响是积极的，但他们的看法要更加微妙。
大革命是否摧毁了法国经济？
虽然没有像阿尔弗雷德·科班那样言之凿凿，大多数学者还是认同革命事件导致了法国经济的衰退。这一点当然没有逃过经济学家的眼睛，弗洛兰·阿夫塔利翁最近就提醒我们注意通胀和国有化是如何让经济危机发展成恐怖统治的，即所谓的“破坏性循环”。他把这个始于1789年的过程看作集权制度的典范。勒内·赛迪约则在研究了法国经济各门类后指出，大革命的影响包括限制农业发展、妨害工业化、破坏外贸，并导致法国全方位落后于英国。关于这一点，弗朗索瓦·克鲁泽为我们提供了最为深入的分析。
在1962年的论文中，克鲁泽评价了流亡伦敦的日内瓦人弗朗西斯·迪维努瓦1802年备忘录中的内容。迪维努瓦从反革命的视角对大革命的经济影响进行了分析，对1789年以来的事件持否定观点。他认为这些事件损害了大地主的利益，从而导致国家贫困化和经济崩溃，农业所受影响尤其严重。这些事件的直接后果就是工业危机，通胀和罚没财产都对危机的爆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拿破仑继承的就是这样一个精疲力竭、经济停滞和入不敷出的法国。不过，迪维努瓦没有提到（或者没有看到）执政府时期实现的财政转机。相反，他只是片面夸大了工业停滞的现象，却完全低估了该领域复兴的可能性。成本上升、资本枯竭和大片海外市场的丢失无疑对经济发展构成了巨大障碍，但法国的生产能力仍然未受损害，或者说仍被闲置。大革命完全不是促成近代化的要素，它破坏了生产条件，让经济增长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内遭遇阻碍。
克鲁泽在此后的研究中指出，与其在战场上的对手法国不同，作为海洋和世界贸易霸主的英国利用这段时间决定性地建立起对欧洲大陆的工业优势。英国的政治家比他们的对手更具远见卓识，对本国的利益有更好的了解。大革命前夕英法两国的经济增长所差无几，所以上述事实更加发人深思。事实上，让法国和它的对手渐行渐远的正是1789年开始的经济灾难。从后来重新掌权的许多反革命分子所持的反工业化理念中，这种判断似乎得到了证实。和近代国家的官僚集权化一样，机械化也是他们打压的对象。
如果注意到18世纪50年代开始突然出现过对政治经济出版物的热潮，大革命在经济上的失败就显得更奇怪了。法国长期存在的对农业发展的众多不利因素为其提供了一种解释。艾曼纽尔·勒鲁瓦·拉杜里认为，1789年时，法国曾经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大革命没有像英国一样，让大地主和富农联合起来剥削小农，而是选择（至少是暂时的）让小农和富农联合起来反对领主制度及其残余。现在至少可以说，这种选择并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当时法国经济中最活跃的部分的是海运贸易，虽然其地位仍是边缘化的。海运贸易是外贸的核心，还会反过来影响国内，特别是工业地区。它同贩卖黑奴和殖民体系密不可分，两者在大革命及其引发的战争中遭受了巨大冲击。这个门类具有典型的旧制度特色，它在大西洋各港口的活动在1792年前达到顶峰，对制宪议会的经济政策也产生了影响。后者曾想实行像英国那样的自由主义，但因无法解决贫困化问题而搁浅。
上述不同观点使得让-克劳德·佩罗觉得这一时期的经济史有待重写。实际上，现有的经济史中不乏关于年代的争议和策略的分歧。地理领域的情况同样如此。资本和收入的易主造成了倒退，并影响了交换环节。通胀导致的财富转移使法国远离资本主义式的经济增长，削弱了竞争力，并加大了财政负担。但在生产分工层面上，法国倒是在近代化和个人经济自由上取得了进步。在被战争粗暴地破坏之前，竞争曾一度得到鼓励。除了极少数秉持技术化理念的推动者，大革命在工作文化上可谓毫无建树。不过出于行政效率的需要，它倒是将法国引入了拥有统计意识的新时代。
阿尔贝·索布尔完全没有采纳这些原创观点，而是坚持自己传统的经济发展观，即制宪议会的自由主义统一了全国市场并摧毁了封建制度，它在推动农业自由化的同时引发了通胀。战争及其后续影响迫使人们把生存权和经济管制放到比自由主义更加重要的位置上，但随着热月政变后自由主义卷土重来，整个国家立即陷入了货币灾难中，由此引发的危机、停滞和衰退直到执政府时期才渐渐得到解决。
索布尔对大革命的评价并不比“诽谤者们”的更加积极，与之相反，于贝尔·伯南（Hubert Bonin）则认为企业家精神并没有在大革命中完全销声匿迹，而大革命也没有扼杀新兴工业。虽然大革命消灭了企业家，但它同时也与新兴工业的发展密不可分。在督政府时期，企业家的恢复十分缓慢，让人觉得大革命破坏了资本主义精神，加强了土地所有者的地位。不过事实并非如此，资产阶级商人们成功地保住了自己的权力并重新开始活动。充满活力的新富阶层为他们带来了活力，该阶层来自贝热龙所说的银行业，或者沃伦诺夫（Woronoff）在最新研究中提到的冶金业。经过战争的洗礼和调整，新的自由资本主义变得比1789年前更为强大。它帮助工业重新腾飞，满足了巨大的军需市场和社会上流阶层新的消费需要。在奢华风尚的刺激下，纺织业出现了产量增长和并重启机械化进程。1798年由著名的内政部长弗朗索瓦·诺夫夏多（Franois Neufchteau）负责筹办的巴黎国家博览会成了这场生产力大动员的象征。
虽然大革命带来了创伤、动荡和倒退，但它并没有给法国工业的发展造成永久性的阻碍。1810年，法国的工业水平比1789年提高了50%。战争和资产阶级生活改善带来的新商机大大刺激了企业家的活动。
不过，我们还需要看一下，研究1799年到1815年法国经济的历史学家们是否都持有这种乐观态度。1972年，路易·贝热龙就提出了不同意见。他注意到等级的废除并未改变社会平衡和传统价值观，并将此归咎于经济转型的缓慢。除了时局，人们对消费、教育和社会的整体态度似乎也限制了企业家的活力。后大革命的法国缺乏创新精神，成了一个农业瘫痪、外贸元气大伤和技术革新尚未完成的国家。与在农业上僵化的旧制度相比，它面临的问题还有经过一个世纪的扩张后突然丧失活力的港口，以及虽然拥有几个“成就显著但影响有限”的领军门类但总体停滞不前的工业。这个判断源于难以评价大革命对农村经济的影响。生产方式还有待完善，农民的思想也没有发生转变，对土地的饥渴和扩大自给自足的范围仍然占据了主导。农艺学进步完全不存在，或者被官方远远夸大了，而新的耕种方法并没有改变传统的体制。在大宗海运贸易遭受重创的同时，我们的确可以看到工业化的雏形，它的成功离不开欧洲大陆市场形成这一前所未有的机遇。工业化的标志之一是从督政府时期开始的棉纺织业机械化，它主要是自发的。以大革命前便已存在的动力为基础，工业化还影响了化工业。不过冶金业的传统势力要顽固得多。
实际上，大革命的最大作用在于其打破了法国经济的地理平衡。它把法国从海外和英国模式那里拉了回来，将注意力转向国内的现实问题和陆上边界。巴黎以及里昂和斯特拉斯堡的资本家先后成了这种改变的受益者。平衡被打破的效应在工业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北方成了供应者，而尚未准备好变革的南方则成了消费者。
有限的资源和不断增长的人口间的平衡仍然岌岌可危，大革命不仅没有解决土地问题，反而推动法国历史朝着中产阶级征服土地的方向发展。城里人以牺牲小农利益为代价越来越多地垄断了重要的土地，而且由于持续的人口压力，1815年时大多数法国人的贫困程度的即使不比1789年更加严重，至少也是毫无改善。
从未有过比法国大革命更伟大、更源远流长、更酝酿成熟但更无法预料的历史事件。
——《旧制度与大革命》作者托克维尔
法国大革命既使20 世纪的欧洲成为一个革命的欧洲，又使其成为一个无休无止的反革命的欧洲……大革命几乎像圣经似的瞩望着20 世纪。
——费尔南•布罗代尔
本书包含了关于法国大革命所有你想知道和所有你想问的事。索雷知道有一个法国经历了大革命，另一个法国则只是从中幸存下来。他的论证方式绝无偏袒。阅读其文字实属一种享受。
——尤金•韦伯（Eugen Weber）
一本卓绝的作品。对大革命感兴趣的读者应该人手一本。
——《历史》（L’Histoire ）